穿越大明让大明屹立山巅第326章 税法之衡
边镇军饷的风波刚刚平息带来的余震尚未完全消散一场关乎帝国财富再分配的更深层次较量已在户部衙门和议会财政委员会的算盘声中悄然拉开了序幕。
这便是《统一税法》的制定。
此前的大明税制沿袭旧朝田赋、丁银、盐课、茶税、钞关税、市舶司税……名目繁多征收标准不一且享有免税、减税特权的功名士绅、皇亲国戚、卫所军官比比皆是。
沉重的税负实际上大部分压在了无特权的小农和新兴的工商业者身上。
这不仅导致国库收入流失更严重抑制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加剧了社会不公。
周奎拿着厚厚一叠由户部年轻官员和议会专员联合调研撰写的《税制现状与改革方略》在议会财政委员会上痛陈积弊:“……臣等核算若能将各类税赋合并简化统一税率并清理免税特权国库岁入可在不增加小民负担之基础上至少增加三成!此乃利国利民充盈国库之良策!” 他提出的《统一税法》草案核心在于:将主要税种简化为“田亩税”、“丁口税”、“工商营业税”三大类;确立“量能课税”原则即按照土地多少、经营规模大小征税;严格限定并大幅削减免税特权范围宗室、勋贵、官员按品级享有一定免税额度超出部分一律课税;同时建立统一的税务稽核衙门独立于地方官府专司征税与稽查。
此议一出无异于在特权阶层的巢穴里投下了惊雷。
最先炸锅的是遍布全国的士绅阶层。
他们凭借功名享有的免税特权是其维系地方影响力的经济根基。
一旦此特权被剥夺或削弱无异于釜底抽薪。
南京城内几位致仕的尚书、侍郎府邸一时间门庭若市各地赶来“诉苦”、“问计”的士绅代表络绎不绝。
他们联名撰写的“万言书”雪片般飞向通政司和都察院书中引经据典强调“士为四民之首优免赋税乃朝廷尊贤养士之德政岂可轻废?”“若与商贾小民同列课税斯文扫地国将不国!” 都察院内李守俊看着手中一份由江南数百名举人、生员联署的抗议书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知道这一次反对新政的力量空前庞大且根基深厚。
他无需亲自冲锋只需在背后推波助澜。
很快议会内部也感受到了这股强大的压力。
许多本身出身士绅家庭或与士绅集团关系密切的议员态度变得暧昧不明甚至在委员会讨论时也开始对草案中关于清理免税特权的条款提出各种质疑和“补充建议”试图将其模糊化、空洞化。
“此事牵涉太广是否……循序渐进为好?”一位出身江南士族的议员委婉道“譬如先厘清田亩规范工商税优免之事……容后再议?” “绝不可行!”顾炎成深知其中要害“税制之核心在于公平!若不能触动特权则所谓改革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最终负担仍将转嫁于平民!此乃原则问题不容妥协!” 支持改革的议员与态度摇摆的议员之间展开了异常艰难而激烈的拉锯战。
每一个条款的修改每一个数字的确定都伴随着长时间的争吵和幕后的利益交换。
与此同时那些原本在漕运、盐政改革中利益受损的旧势力也趁机与士绅集团合流四处散播“朝廷与民争利”、“新政乃苛政”的言论试图将水搅浑。
就连皇宫大内也感受到了这股风潮。
一些宗室勋贵通过宦官或后宫向皇帝委婉表达了对“优免额度”过低的“担忧”。
天启帝朱由校再次陷入了两难。
他深知税制改革对于充盈国库、强化中央权力的重要性林川等人的方案也确实切中时弊。
但他更清楚士绅集团是维持皇权统治的重要基础将其逼得太甚恐生肘腋之变。
这一次皇帝没有沉默而是在一次听取内阁汇报时看似无意地提了一句:“税法之改关乎国计民生亦关乎士林人心。
当以稳固为上不可操切。
” 这句话如同给反对改革的势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面对来自皇权、士绅、旧官僚的多重阻力税法制定的进程骤然放缓甚至一度陷入僵局。
议会财政委员会内争吵更加激烈却难以达成有效共识。
林川意识到这场博弈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超之前的任何一次。
这不再是简单的政策之争而是触及了整个统治阶层核心利益的深层变革。
他召集周奎、顾炎成等人调整了策略。
“正面强攻阻力太大。
”林川沉声道“需分化瓦解寻找盟友。
” 在他的授意下周奎等人开始重点联络那些虽出身士绅但家族已较多涉足工商业的议员以及来自工商业发达、但士绅势力相对薄弱地区的代表。
向他们详细阐述统一税法、清理特权后带来的市场公平和长远商业利益。
同时《大明公报》连续刊发文章不再空谈“公平”大义而是用具体数据对比拥有大量田产的士绅与仅有薄田的自耕农之间的税负差距揭示现行税制的不公引导舆论关注“大多数”的疾苦。
这是一场悄无声息却至关重要的阵地战。
每一次私下沟通每一次舆论引导都在试图瓦解反对联盟争取中间派的支持。
税法的天平在各方力量的激烈角力下微微晃动着寻找着那个极其艰难且微妙的平衡点。
谁也不知道最终出台的《统一税法》将会是崭新利剑还是钝化的妥协之物。
但这场围绕税法的博弈本身已然将这个古老帝国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于财富与权力如何重新分配的深刻思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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